经过长时间的考古调查，泰山学院万昌华教授在泰山脚下，大河北岸，“发现”一处隐藏万年以上的文化遗迹。万昌华认为，这处“大河遗址”比大汶口文化要早至少5000年，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这处“大河遗址”向人们证实着几位史学专家的观点——泰山一域实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
“中国古代文化，创始于‘泰族’（即海岱民族），导源于东方，炎、黄二族后起，自应多承袭之。”史学家蒙文通20世纪20年代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创始于海岱、导源于东方，蒙氏该论虽然是源自于古代文化典籍中有关记载的历史史影，但不久就随着龙山文化（1930年）以及后来大汶口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而被证实了。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很多史学家，大汶口文明之前的文化遗址呢？
随着“大河遗址”面纱的逐渐揭开，这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超过一万年的原始居民聚居区展现了出来。在发现该处遗迹的泰山学院专家万昌华教授看来，这是山东发现的最大的原始居民聚居区。
大河沿岸现万年前文化遗迹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万昌华教授，在为学生讲授全校公选课《泰山文化概论》谈到上古文明大汶口文化时，曾提到泰山地区应该还有更古老的文明存在。万昌华教授在对大河区域进行考古后，认为自己的这一观点得到证实。
在河水的不断冲刷下，一些打磨过，成系列的石头出现在岸边，“这绝对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保守估计，比大汶口文化遗址要早5000年以上。”万昌华的这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这些发现意味着，古人类在大汶河和泰山地区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时间链条。”
在万昌华教授的家中，存放着400多块石头，“这些石头都是从大河边上的那处遗址搬来的，与周围其他石头不同的是，这些石头都经过了初步的打造，属于旧石器文化后期的石器，保守估计，距今有1万多年。”万昌华说，大河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绝大多数为浅褐色火成岩，硬度韧度均高。只有少部分是黑色与黑底带白斑火成岩，或者石英石。人工打制、复合凹槽与使用过的痕迹明显。绝大多数没有刻意的表面磨光，但有的在手握的部分与刃部有磨痕。
“旧石器文化后期的远古人已经非常聪明，他们懂得用动物血‘包浆’或‘淬火’石器。”万昌华指着一个包浆过的石器对记者说，用动物血包浆是为了增加石器的韧度。
连日来，记者跟随万昌华教授在他发现的这处遗迹调查，在岸边又发现了“石刀”等石器。
万年前大河附近农业发达
在连续一个月的考察研究过程中，万昌华教授发现“大河遗址”应为生活聚居区，而且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
在遗址西侧的中南部两个点上，万昌华教授和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2级历史专业历史班部分学生发现了6个“石犁铧”。它们是远古人类在春天松软的黄土地上，以及在河滩沙地上进行耕种的有力农具。这些“石犁铧”都是前尖中凸后部平齐而稍收，但每个的形体与其它相比，也有些许的差别。有的体积长些，有的短些。按材治具是它们原始性的体现，但也有特殊情况，其中的5个底面光滑，使用过的痕迹明显，而第6个却没有。这一未大量使用过的“犁铧”，它上面的众多劈制痕迹清晰可见。由此可知，当时打制一个“石犁铧”，也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准与较多时间。
在“遗址”西侧的中南部，万昌华教授等人发现了一个“石镢系列”，共有8个“石镢”。它们大体呈三角形，下尖，上宽而中间有人工打制的凹槽，背面光滑，尖部有的有使用时留下的损坏缺痕。上面凹槽部人工打制的痕迹明显，是用来固定木柄的。经测量，这8个“石镢”，它们的肩宽分别是18厘米、17厘米、16厘米、14厘米、12厘米、11厘米、9厘米和8厘米。推测，当时当主要是古人砍树并非用石斧。
也是在上述地段，还发现有关耕种与整治土地的其它较典型工具，如“石耜”3个、“石锄”两个、“石镰”两把。在3个“石耜”中，有两个是复合型的，上面有为安装木柄而人工打制的绳索捆绑凹槽。两把“石锄”的形制总体上与上述石镢差不多，只是它们的下部平直，通体为较薄的石片，也是在肩部开凹槽装柄。万昌华认为，它们是我国以前所出土战国铁锄的前身。
古人砍树并非用石斧
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研究考古的万昌华教授思考着一个问题：古代人是否是用石斧来砍树？通过此次考古，万昌华发现不是。
在对“大河遗址”的考古中，万昌华发现厚刀背、有凸出握把、有比较锋利刀刃的“扇形石刀”，认为这才是古人用于砍伐树木与截断木材的最主要工具。
考古过程中，万昌华等人发现了一个“扇形石刀”系列，包括有7把一个形制但大小不一的“扇形石刀”。这些“石刀”的刃部呈外凸扇形，用力集中，切入度深，又不容易损坏。经测量，这一系列“扇形石刀”中，刀背最长处最长的28厘。万昌华推测，它们中的刀背长者主要是用来砍伐较高大树木的，短者则是在木木结合、木石复合，或者木材深加工时使用。
远古人比鲁班更早用锯
在大河遗址发现的“石锯”、“石刨”令人惊喜。
在遗址西侧的北、中部，万昌华等人发现了长27厘米、宽13厘米、上背厚6厘米的“石锯”。“石锯”的刃部锋利而呈自然锯齿状，中间稍凸，整个形状为新月。万昌华在用“石锯”锯木时，很快就在木头上锯出深的凹槽。
万昌华推测，这当是当时大河地区远古人类用来在圆木上开取较规整凹槽，以便于木木组合或木石复合时的得力工具。
历史传说中，春秋时期鲁国工匠鲁班受到锯齿草叶割破手的启示而发明了锯，此事无多事实成分。由此“石锯”的发现可知，人类利用锯齿类工具切割木材的历史要比上述传说早的甚多甚多。
与石锯一起发现的还有3个“石刨”，这些“石刨”也表现为系列，有大、中、小之分。在总的形制上，它们与“石锯”很相似，也是两端有便于人掌握的经过简单人工磨制的稍尖的握把。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刃部不但不锋利，而且还向厚里凸出。据推测，它们的主要用途是在对木材进行加工时，用来刨去刀砍痕迹。
大河文化已有行政管理和商业活动
据万昌华介绍，他们还发现“石权”3种5个。所发现的这一椭圆形大型“石权”，悬挂实验时平衡甚好，中间系绳索的地方正好居中，磨痕清楚。经称量，重11.2公斤。所发现的两个方形“石权”之上，外面均除有绳索与手指的较深磨痕之外，油脂性质的外“包浆”很厚，已经进入内部，这可以说明它使用的次数非常的高。
由“石权”的发现及其特征，万昌华认为超大型的衡量器具在使用，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朴素的行政管理存在；有中小型的衡量器具在频繁使用中，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朴素的商品经济与商业活动存在。
大河区域或为山东最大远古人居住区
据调查，大河文化遗址此前为较高的黄土台地，两侧有河道，北侧为泰山，南部则为陡崖，这一特征，符合远古人的聚集区域特征。
根据先期调查，万昌华认为大河遗址大致呈现梯形、长方形。东部边长800米左右，西部边长1500米左右，北部较为平直，东西距离约为800米，南部边沿呈东北西南倾斜，总面积不下一平方公里。
万昌华分析，这很可能是山东最发的远古人居住区。
大河遗址或改写泰山地区文明史
有专家曾指出，史学家司马迁对我国史学的贡献巨大，但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司马迁最大的消极影响一是有意造就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二是自设限制，斩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具体做法是，为他心目中的人文初祖黄帝编造了一个家谱，把本不属于一个族群的历史都写在了黄帝及其子孙身上；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历史都不同，他的《史记》把我民族的童年、少年砍去，有关的神话、传说，都不要了，开篇就讲他心目中的真实人物黄帝。万昌华认为，专家有关司马迁著史的局限分析十分正确。实际上，我们民族在早期的历史上也是有神话与传说的。其中所包含的真实历史成分，不比所谓的正史低。
《山海经》虽成书的时间较晚，但口传历史悠久，其中所反映的史影却相当古老。何幼奇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研究指出，《海经》中所说的昆仑虚就是今山东中部的泰山及其东延山系，其中所说的弱水就是今天环绕泰山的大汶河，其中所讲的散布在附近的一些鬼神怪异等，是指的当时的一些原始氏族。何先生进而指出，“可以概括地说，《海经》地图就是四千二百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
在何先生所考察的地区内，人类开始了活动的年代比“四千二百年前”这个概念要早很多很多。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距今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之外，还有1981年在大汶河源头地区沂源县土门乡发现的距今约40万年至20万年的沂源人，1966年在新泰市刘杜镇发现的距今约5万年的乌珠台人。这次在泰山上发现的距今一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如果属实，正好使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形成了一大致的时间链条，可初步认为，大河旧石器文化与泰安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前后传承关系。
万昌华教授称，随着大河旧石器文化揭开面纱，泰山地区的文明史将推到万年以前，这一遗址的发现，将重写泰山地区的文明史，并将对山东地区文明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大河遗址”是否真为万年前旧石器后期先民的生活遗迹，本报将继续追踪报道。
新闻链接：
《泰山晚报》2013年12月27日http://222.132.157.151:9988/tswb/html/2013-12/27/content_702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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