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他像猎人盯着狡兔,对散落在田野的古碑、传诵于民间的传说,一个都不愿错过。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姜言明
2月23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肥城市桃园镇,大地冻土初融。在凤凰山下的乡镇中学,周郢俯下身来,细细查看吊车从泥土中取出的石碑。
新出土的碑刻题为《重修玉皇阁记》,400余字碑文呈现的历史事件,记录了李自成率大顺军在泰安肥城的战事,对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意义重大。手抚石碑,周郢激动不已。
这次发现并非偶然事件。今年2月份,为了找到一段历史文献中所提到的玉皇阁碑刻,周郢两次来到凤凰山。像这样的田野调查,周郢已从事了28年之久。28年间,周郢痴心于泰山文化,几乎踏遍泰安市的大小村庄,他像猎人盯着狡兔,对散落在田野的古碑、传诵于民间的传说,一个都不愿错过。今天,他已走出一条独特的学者之路。
泰山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
3月20日,记者来到周郢家中拜访。在泰安市文化路上,周郢住着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除了厨房之外,每一间屋都是书房,无论客厅还是卧室,顶天立地的书架都是空间中最显眼的摆设。书架由三角铁焊成,看似粗糙,却结实耐用。只有这样,才能载起数以万计的藏书。
初见周郢,温文尔雅的书卷气是他给人最深的印象。他的藏书多且杂,多为方志文献,研究涉猎历史、文献、文学、民俗、文物等领域。案头放置他刚刚校定的《泰山编年通史》书稿,厚厚两本,60万字,目前尚未出版。书稿始作于1988年仲秋,当时他还是18岁少年,立志“为岱宗勒成一史”。写作历时整整20年,参考资料达五千余种。
周郢的学术研究以泰山文化研究成绩最为卓著。“泰山地域有其独特性,泰山文化不仅仅是地域文化。泰山文化的演进轨迹,从一座自然之山,到政治山、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再到精神山,形成了影响中华民族各个地区的独特的山岳文化。”周郢对泰山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已引起广泛关注,影响力扩展到国际学界。如果把泰山比作一座文化富矿,周郢是忠实勤恳的采矿人。
田野调查始于少年足下
周郢家中,悬挂着多个版本的泰安市地图,除了行政区划图,还有民国老地图。挖掘泰山文化,周郢并不囿于书案,而是走入田野幽谷,实地调查历史遗存,收获了大量新的资料和观点。
1984年10月,14岁的周郢郊游时路过萧家林,被明代名臣萧大亨恢弘的墓葬深深吸引,这成了他心向泰山文史的第一次踏勘。十几岁时,他经常只身出发调查泰山文化的历史遗迹,有过无数次遇险的经历。
1986年夏天,周郢和泰安文史学者李继生在泰山东南的徂徕山探访。傍晚两人行至深山迷路,天黑仍出不了山,打算在山上堆个石堆过夜。这时一位农民经过,十分惊讶:这里是狼窝,你们怎么进来了?两人答,考察迷路了。村民问,搞什么考察。周郢说,我们找历史遗迹,找碑。村民说,我们院后的山崖上便有一片刻字。
村民带两人至家中借宿,偶然得到的线索令人期待。第二天天亮,两人晨起急到屋后,果然看见一方巨大的摩崖,附近还散落着“古云岩”、“密真堂”、“玩峰亭”、“重修上清之观”等题刻。经泼水辨认,只识读出“泰定军节度使”、“宥”等残字,初步推断这应是一方蒙元石刻!
16岁的周郢归来后,以古文记述了当时的激动心情。因行迹匆忙,两人没有记清方位及房屋主人姓名,几次回去寻找都没有找到。这方蒙元石刻成为一桩悬案。
直至2010年5月,在泰安当地学者刘传录的导引下,周郢与文物专家张亚明来到徂徕山南麓,在深山中发现几座废弃民居。当他们绕过房舍,来到后面的石壁前,不禁惊呼——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仍留存在绝壁之上,安然无恙。
经对拓片研究,这方摩崖石刻所述内容,是成吉思汗等蒙古大汗给全真道士所下的圣旨。这一重大发现在国内引起重大反响。这方摩崖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前后用了24年时间,“几乎是用生命换回的发现”。周郢正是把青春韶华,付予了这一次又一次的田野考察之中。就像寻找宝藏,寂寞有时,狂喜有时。
周郢因此不断开拓出泰山文化新的看点:西安出土的王莽玉牒改写了泰山封禅史,李白游泰山是为结交玉真公主,孙悟空的“故乡”傲来国原型出自泰山,《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源出泰山。经他考证,闻名天下的五岳之首呈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
野路子学史有险有趣
周郢被称为泰山文化的“活电脑”,在当地以知识渊博著称。但是每每填写表格,他的学历一栏仍是“初中生”。
周郢是自学成才的一个样本。日本汉学家、学习院大学校长小仓芳彦在《周郢文史论文集序》中论称:“未曾领受过专门学者特定指导的青年,竟能获取这般众多的丰硕成绩,自令人对其颖悟才俊表叹之余,又当瞻仰中国学术界之源远流长而不已。”
因严重偏科,初中毕业后他便脱离了学校。周郢的父亲周竞,是陕西汉中的儿童文学作家,他认为周郢既然有所偏好,自学的道路值得一试。在激扬的少年时代,周郢以自由的学习方式展开了知识的积累。
因为在文史上的特长,周郢16岁便受聘于泰安市史志办,成为编修《泰山志》的临时工。19岁时,周郢“暴得大名”。这是因为他在泰安方志上发现了曹雪芹家世新史料:曹雪芹之父曹頫曾因骚扰泰安驿站而获罪。随之引起“红学”界的极大关注。今天回想起来,周郢认为这次发现有误打误撞的成分,却启发他走上了独立的研究道路。
“正规科班出身的学者,往往专注于一个学术领域,我做泰山文化时,却旁及了民俗学、古代文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科技史等诸多领域。”周郢对泰山历史文献的发掘,不仅仅是在山言山。从泰山文献入手,触及史学、文学等研究中之热点论题,从泰山解读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揭析泰山。他以泰山文献辐射多个学科,把学术上相邻领域打通,弥补学科之间的空隙。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学习之风甚浓,泰安市新华书店门口,常有市民排队买书。这个队列中少不了周郢的身影。当时查阅资料如大海捞针,几百本书里不一定能找到想要的资料。为了得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周郢曾多次专赴北京,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接触到了文物级的珍秘史料。
1991年夏天,暂住在北京恩济庄的周郢,每天早晨乘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步入位于故宫西华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推来一个小车,打开布包,露出一叠叠奏折。经红学家张书才介绍,周郢得以亲阅清朝皇帝的朱批奏折、题本。他一本本小心翻开,查找皇帝在泰山巡幸及修建庙宇等活动的记录。和历史亲近接触,从中发现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这一过程令周郢痴迷。
周郢对待泰山文化满怀一腔热情,在别人眼中却是坐在冷板凳上百无一用。当时大环境并不重视文史研究,又因为学历所限,周郢一度失业成“社会青年”。
“少年创作文学或许可以一夜成名,但是研究历史要想取得成绩,却非得经年累月长期积累。”今天回想,周郢在一波三折的自学之路上,以其天资才分耐住寂寞潜心用力,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青螾斋。青螾指蚯蚓,寓意《荀子·劝学》中“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地方史中潜伏历史真相
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史景迁著作《王氏之死》,梳理还原了历史上一段真实可感的往事,把常被忽略的地方志、家族史的价值摆在大众面前。周郢介绍,历史研究方法有分时研究和分地研究的区分。梁启超曾说: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地方史在历史研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古代史官很少记民间的事情,但民间潜伏的草根活动,有时却真正影响到历史大势。如果光看官方史料,往往得不到历史的真相。”周郢说,历史像一条绵延不断波动的长河,在同一时期,每个地区呈现的状态也不同。先进文明从文明的核心区域波及至偏远边疆有一个过程,地区间的差异会影响历史的进程。因此,收集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比如家谱、民间碑刻等,是还原历史大图景的必要拼图。
从地方史、山岳志等历史文献入手,周郢今已先后完成了《泰山历史纪年》、《泰山通鉴》(先秦—清)、《泰山与中华文化》等书,对泰山古代历史进行系统记述。《泰山志校正》除对明泰山志书进行疏解、补苴、考订外,还对古籍整理体式进行新尝试,此书先后荣获全国古籍奖与省社科成果奖。
周郢介绍,目前地域文化研究有复兴趋势。以泰山文化研究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泰山文化研究正在走出低谷,走出低层,走出地域。研究人员数量增多,研究成果增多,高水平之作也叠见层出,以泰山为主题的硕博论文量每年不下十篇,出版的学术作品可以说数十倍于此前40年。这其中泰山学院的研究团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泰山现当代研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从事专业研究之余,周郢还注重以讲座的形式普及泰山知识。他先后登上山东“大众讲坛”、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讲堂与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作泰山文化的专题讲座。同时走出国门讲学,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启发人们对泰山文化的认同。他还担任“关心下一代工委会”的主讲人,成为高校和中小学的常客,引导同学感受泰山文化,受到少儿听众的热情欢迎。
新闻链接：
《大众日报》2012年3月23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20323/Page09NU.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