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周郢、彭慕兰两位研究泰山文化的“大腕”隔着太平洋，展开了一场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研究，而辩论的地点则是：中国台湾。据周郢介绍，彭慕兰致力于对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研究，擅长用生动的笔法和故事，来表达其学术研究成果，其文章的结论往往出乎读者的预料。引发彭慕兰和周郢大辩论的是，彭慕兰2006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新史学讲座”上，作了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专题讲演，认为碧霞元君的故事，有助于重新考虑一直以来用来描述国家、宗教、阶级差异，以及中国文化统一性之间关系的一些标准模式。这篇讲演，后来以《上下泰山：中国民间信仰政治中的碧霞元君》为题，刊于《新史学》二十卷四期（2009年12月号）。
周郢介绍，在研究泰山文化的外国学者中，彭慕兰是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和很多中国研究学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看到中国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而且他的很多观点是得到中国专家认同的，“比如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绣鞋有明确的性爱暗示，而碧霞元君不仅被画成一个年青、特别漂亮的女人，她的塑像都是裹得很小的缠足；在流传的有关她的故事中，她的绣花鞋成了她的特殊标记——她留下来以表明她出现的物件。强调这个特殊的物件似乎是要人们特别注意她的脚、她的女性特征。这些观点都有独到之处。”
彭慕兰的研究令人尊重，但周郢根据自己对史料的研究，对彭慕兰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将论文刊发在2013年7月出版的台湾《史学汇刊》上，引发了这场隔着太平洋的大辩论。
观点碰撞
彭慕兰：
乾隆晚年之时，下令内务府每逢碧霞元君生日之时，向碧霞祠派遣一名使者，送去供品，为其庆生。即使这样，清皇朝对碧霞元君的进贡比明朝更少，而且也更为低调……另外，乾隆死后，其子嘉庆不再每年派遣使者奔赴泰山祭拜碧霞主祠。按照清朝年间两大泰山指南之一（1808年出版）的编撰者金棨，该做法停止于1799年（嘉庆四年）春……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为什么结束碧霞祠祭拜的公开文献。两年之后，朝廷内务府又开始派人携供品前往山东首府济南，再让朝廷以外的人士将供品送达泰山。对这一做法，朝廷没有公开解释，而金棨在其文献中也只字未提。
周郢：
彭慕兰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乾隆帝确立的四月十八日遣使致祭之典，并未如彭慕兰先生所说，停止于1799年（嘉庆三年）。
致使彭慕兰先生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是，他所依据的是清金棨所修《泰山志》，但《泰山志》虽刊刻于嘉庆十三年，纪事下限却截止于嘉庆三年（金棨于此年卸泰安知府之任）。也就是说，金棨所修《泰山志》不载此后遣祭，并不表明此礼停废于这一年。
事实上，自乾隆朝直至宣统朝，终清之世，这一祀典从未停止，最后一祭在宣统二年。
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关奏报祀事的奏折不下数十件。这些奏折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奏报于四月十八日恭诣岱顶致祭状况。如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在四月十八日致祭泰山，历蒙钦颁香供，由巡抚两司内酌量一人前往。本年香供，业经内务府奏派员外郎文桂恭赍到东，臣届期前往泰安，斋祓登山，敬谨陈设致祭，以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
彭慕兰先生也曾在清代奏折中搜寻相关记载，但上述档案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主要原因是，这些奏折仅仅标明“泰山”，而未明确写出碧霞祠名或元君神名，以致让人产生误读，以为是指祭泰山神而言。但如考察奏折 “四月十八日”这个日期，就知此时正是清廷法定的“元君圣诞”。这足以证明，祭典均是“元君祭”而非“泰山（神）祭”。
在清中后期频繁举行的碧霞元君祭，无论规模、频率都已远远超过泰山（泰山神）祭。碧霞祠祀不仅成为国家祀典，而且成为泰山第一大祭。碧霞元君不仅在民间信仰中，也在国家祀典中，超越了东岳大帝，成为泰山第一主神。
彭慕兰：
明代和清初一些文人墨客公开地大力追捧碧霞元君，而到了1800年（嘉庆五年），碧霞元君开始沦为文人笑柄，并失去大多数菁英的公开供奉。
“清朝鼎盛时期，达官菁英对碧霞元君的不满变得尤为突出。清朝统治者和大多数菁英都对任何淡化性别差异的现象表示敌对。”彭慕兰继而又称，在诗歌里称赞碧霞祠及其朝拜者，在元明时期比较常见，而到了清朝就变得罕见了。
周郢：
乾隆帝御制《祠碑》公布后，还有对碧霞元君信仰的认同：清代有关碧霞祠祀“正”、“淫”之争已告停息，有关诗文几乎变成对女神的集体礼赞，而且论调皆以“圣制”为指归。乾隆至光绪年间都有诗证。
嘉庆朝举人陈文述《碧霞元君祠》：“金碧晃桂栋，云霞赩兰楣。玉殿青山巅，云是元君祠。……恭读纯皇记，典重迈鼎彝。其义同富媪，其尊并皇孋。其功翊乾縡，其职秉坤维。其神即后土，其实则地祇。其礼即方望，其位则坛壝。延洪阐经训，一破千禩疑。……九州万士女，礼拜瞻洪慈。祠宇遍海岱，灵贶昭明徽。”
金甡诗标举元君赢得皇廷认可，是恩沐九有的护国正神。陈文述诗更引证了乾隆“后土地祇”之说，称颂圣论“一破千祀疑”。其他诸家也悉为讴颂女神之作。不仅名家诗文中如此，即使在野史小说中也从未见以元君为反面角色者，并非彭慕兰先生所说的那样，“沦为文人笑柄!”
至于1800年之后，碧霞元君“并失去大多数菁英的公开供奉”，也与事实明显不符。清后期影响最大的名臣当推曾国藩，曾氏《求阙斋日记》中记录了他同治五年（1866）登泰山的事情：“行里许，为碧霞元君庙，又东北一百步许为东岳大帝庙，……至两庙各行三跪九叩礼。因捻匪未平，发愿默为祈祷。”
《申报》（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左相奇梦》亦报道左宗棠有参拜岱顶碧霞祠之举：“左侯相之经泰安也，道梁父，陟泰山，稽首于碧霞祠下而祈梦焉。”这两位中兴将相，前一位还是理学宗师，都在戎马倥偬之中，登岱恭祀元君，不可不谓之是“菁英的公开供奉”。
碧霞祠现存道光等朝重修碑记，均出自山东巡抚、布政使等高官之手，亦不能不视为“菁英供奉”的体现。因此，周郢认为，彭慕兰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清代后期的碧霞元君是否开始沦为文人笑柄，并失去大多数菁英的公开供奉。
彭慕兰，美国人，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校长、教授，“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他以中国人不曾有过的独特视角，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泰山碧霞元君有了独特的见地。
彭慕兰：
皇朝向来拜祭碧霞元君，但是自明朝衰败之后，皇族对她的拜祭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而清朝中期尤为如此。虽然康熙、乾隆二帝南巡之时，每每不忘于泰山逗留，但康熙仅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泰山之行时拜访碧霞祠，之后便不再到访；乾隆似乎曾鼓励其随从前往碧霞祠拜祭，然而其本人却从未到过碧霞祠。
1735年（雍正十三年），朝廷下诏书废止碧霞祠收取“香税”，同时也不再提及碧霞元君能够保护清朝统治。清朝1740年（乾隆五年），新颁法令增添的内容从总体上对祠庙拜祭展开批判。自此之后，宫廷对碧霞元君的祭拜已经成为统治家族的个人兴趣，而非国家大事——当然这种区分从来都不明确。例如，乾隆显然鼓励他的某位皇子向碧霞元君拜求一个男孩，他自己却从来没像一些明朝皇帝或二十世纪的民间朝圣团体一样，感谢碧霞女神对国家的保佑。
周郢：
康熙、乾隆两帝登岱叩祀碧霞祠，在清代史档上所载甚多，兹举数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起居注》：“（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一日乙酉，上诣碧霞宫、朝阳洞诸处拈香。”“（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壬申，上幸岱庙、南天门、碧霞宫、玉皇顶拈香。”“（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癸未，上幸天仙庙、朝阳洞、关帝庙、碧霞宫、玉皇顶拈香。”又《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九：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丁酉，“登岱诣碧霞宫拈香”。彭慕兰先生称乾隆帝“从未到过碧霞祠”，显对上述史料未作留意。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不仅在碑记中将碧霞元君定位为地祇正祀，还正式确立了每年四月十八日（元君圣诞）遣使致祭的大典，这一典礼此后成为清廷定制。从此，碧霞元君祭正式从民间祭祀提升为国家祭祀。乾隆帝曾亲赐碧霞祠额曰“赞化东皇”，赐联曰：“碧落高居，金台传妙诀；苍生溥佑，木德仰慈恩。”显视之为溥佑众生的护国之神，彭慕兰先生说乾隆“自己却从来没像一些明朝皇帝或二十世纪的民间朝圣团体一样感谢碧霞女神对国家的保佑”，亦不合于史实。
新闻链接：
《泰山晚报》2013年9月12日http://222.132.157.151:9988/tswb/html/2013-09/12/node_87.htm
